明清地学，首屈一指当推《徐霞客游记》。
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明成祖继位后，把明南京都城迁到北京。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始终是按照风水观念进行的。
明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以士人为重。《儒林外史》记载，范进的母亲死后，范进请阴阳先生写七单。当时的阴阳先生是专替丧家推算殓葬臼辰，看风水，相地脉，替人家选择吉日的职业术士。七单是记载死者入殓时辰，触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为“谢风水”，范进花了不少银子。阴阳先生说当年山向不利，只好把棺材搁在家里不葬。终日打听风水宝地，以图得到吉祥的结果。
明末清初的考据学家在风水相地学实践中贡献巨大。清王朝很重视修建陵墓的风水。此外，清朝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监负责。墓修得好，有重赏；修得不好，处极刑。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称为青龙门。在北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四合院。
明清之际，士大夫中，遁迹山林，参禅讲道本是普遍的风气。“万历而后，禅风浸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夫结纳。”他们自称“山人”、“名士”，以显示其脱俗不群。到了清初，不少人干脆就遁入空门，削发为僧，以彻底摆脱社会礼俗名教的束缚。另一方面，那些不能完全放弃仕途经济的为官之人，也退而求其次，做点纸上逸举：“凡有余力，无不以学画山水、花卉以为雅事。仅《明画录》所载山水画家，即得四百多人。”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崇尚因地制宜、因形选择，“顺适其情，不违其理，俾前后左右，合乎天然”，比较具有艺术性格的赣派风水理论，自然为士林所偏爱。有了这种强有力的社会动力基础，其对闽派取得压倒优势就不足为奇了。
就人员构成来讲，赣派大多是饱学之士，雄厚的文化功底使他们能真正谙熟风水术的精华所在，并触类旁通，将其运用到建宅、筑城、兴宫以及军事等诸多领域，成为一代有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军事参谋家。如元大都的选址人刘秉忠和明代的刘伯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闽派则多是下里巴人，他们粗通文墨，挟术数以混口饭吃，虽然也谙熟一方风土，但是对大范围的山川地理却了解无多，有时，甚至对风水著作中的文化名物也未必搞得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简化风水理论，清除其中的不确定因素，使它口诀化，并经常使用罗盘这种神奇工具，就显得尤为必要。此种理论倾向虽然过于教条化并为上流社会所不齿，但是却挽救了闽派风水，使其劣而不汰，长期在下层社会保有一定市场。特别是在无龙可觅、无砂可察、无水可观的平原地区以及无特殊地貌特征的城市内部的住宅选址中，该理论的教条性、模糊性恰恰成全了它的普遍适用性。相比之下。过于注重自然地貌，“专论龙穴砂水之相配”原理的赣派风水，却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是为什么赣派风水可以基本压倒而不可以彻底取代闽派风水的原因所在。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风水理论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宗教到美学，由迷信到科学的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史；对此，如果我们能潜心研究，明其脉络，畅晓其理，那么，对国外所说的中国建筑没有理论基础之说，就可以据理驳斥了。起名
据《九朝东华录》记载，康熙四年，朝廷指责司天监汤若望等人没看好山向、没有选择好日期，于是作出决定说：“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皆凌迟处决，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
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风水极佳之处。排云殿的位置处于从佛香阁至“云辉玉宇”牌楼中轴线的中间，有神物保佑，稳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大匾上写着“蕃厘经纬”、“永固鸿基”。据说殿名是根据风水术祖师郭璞的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中的“排云”二字命名。排云殿依山傍水，背靠苍翠的万寿山，面朝碧绿的昆明湖。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两次庆寿都在此地举行，豪华恣淫无比。
示例与考据：1
徐霞客一生好访名山大川，他北抵晋冀，南尽粤桂，东至浙闽，西极黔滇。潘耒在为《徐霞客游记》作的序文里介绍徐的游历时说：“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势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精义：
徐霞客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地理学家，也可以称他为相地大师，他对岩溶、流水、地貌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在楚地考察时，老百姓说麻叶洞中有“神龙”，徐不相信，亲自“持束炬入”、“蛇伏以进”，使洞外守视者大为惊叹。
示例与考据：2
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地脉》、《形胜》、《风土》等篇目，对舆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讨。
精义：
顾炎武在论述徐州地形时说：“徐州境内之山，自西南来，连络东趋，以极于海。其河自西北至，萦洄南注，以达于淮；二洪龃龉，横绝乎前；四山连属，合围乎其外；襟带江淮，上游雄视；枕联河洛，万壑为宗旨；昔人所称东方一形胜焉，信不诬者矣。”顾炎武认定地形地势确有上乘风水。
示例与考据：3
明末吴江人计成写《园冶》有三卷十篇，卷一有兴造论、园说及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四篇。卷二述栏杆。卷三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计成主张“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问进”。他认为“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
精义：
《园治》提出相地要看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又与一般的术士相地有很大区别，主张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园基应不拘方向，地势自成高低，该圆就圆，该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
《园治》成书刊行后的268年里寂然无闻，直到日本造园界发现并推崇后，才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奉为经典。计成的相地理论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公司起名
示例与考据：4
历史上的帝王朱元璋十分崇信风水，史传朱元璋称帝南京后，发现金陵城外诸山，都面向城内，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城垣，独无拱卫之意，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后朱元璋命刑部带着刑具，痛打牛首山一百棍，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用铁索锁转，使之形势向内。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让有翠微生色。朱元璋曾有意建都北平，认为北平依山凭眺，俯视中原，近接陕中尧、舜、周文之脉，远控边外之威，较之金陵更加雄壮。但是，大臣们认为，元朝建都北平，地气已尽。南京是兴王本基，且宫殿已成，何必改图，且古云“在德不在险”，加上战事还未最后结束，不要移都北平。
一次，风水师渠某当着他面前使用量天度地之物，说某地下有石如虎，成祖信以为真。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有廖均卿、游朝宗等到昌平县，相得那里的黄土山吉，成祖亲自视察，改山名为天寿山。
精义：
明代帝王对风水崇信有加，朱元璋崇信风水，明成祖朱棣也在从风水的吉祥世界中寻求着腾达的帝王运。北京天坛圜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朝向特别，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这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皇帝到天坛祭天，苍天是父，皇帝是天子，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居尊），否则违背了礼制。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而应用绿琉璃瓦，以示区别。永乐年间修的奉大殿、华盖殿、谨身殿三殿的基座呈一“土”字形，体现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风水思想。
示例与考据：5
湖北省武昌县有座龙泉山，自西向东绵亘九公里，直抵梁子湖畔。此山有天马行空的天马峰，有横空出世的玉屏峰，有群山排比的笔架峰，有幢幢如盖的宝盖峰，有高耸入云的龙帐峰。明代的达官贵人都想占据这块宝地，其中，势力最大的要数朱元璋第六子朱桢，他被封为楚昭王，就藩武昌达54年。他常到灵泉山避暑，每每感叹：“惜乃阳宅，若为阴宅极佳。”于是派风水师勘定仙壤，在龙泉山找到了一块“五龙捧圣”之地。可是，这块地早在汉代时，高祖刘邦就已赐给舞阳侯樊哙，樊哙葬在天马峰下。并且，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挤在这块宝地“长眠”。怎么办?当时有个叫王化龙的术士私下在樊哙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块石碑，上刻：“此处本是昭王地，暂借樊哙千余年。今日时至期已满，樊哙迁移到东边。”后来，王化龙又装神弄鬼，当着众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结果就挖出了那块他私埋的石碑，人们以为天意，樊哙的后代也无话可说，只好把樊哙的棺椁向东移了数百步。朱桢死后就葬在樊哙“睡”过的地方，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园。以后，又有9座王寝和25座王妃墓挤在这块风水宝地。
精义：
凡是风水宝地，人们争相抢占，古今不足为奇，况乎“五龙捧圣”之地！